原标题：如何防止吸第一支烟？委员建议提高烟草价格|问2020
5.31世界无烟日前夕，控烟成为“两会”期间代表委员热议的话题。
近年来，公共场所全面禁烟的呼声此起彼伏。全国控烟条例被控烟人士寄予厚望，曾公开征求意见但又几度“难产”。全国政协委员、农工党宁夏区委会主委戴秀英呼吁尽快出台《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并规定室内公共场所全面禁烟。
防止青少年吸第一支烟，是降低烟草流行的有效方式，但电子烟的流行给青少年控烟出了一道新难题。全国人大代表、河北省重症肌无力诊疗中心主任乞国艳拟提交议案，建议在《未成年人保护法》修订中明确禁止向未成年人出售电子烟。
多年控烟实践也表明，提高烟草税与烟草制品价格是最有效的控烟措施。戴秀英建议，进一步提高烟草税和烟草价格，控制烟草流行。
立法
尽快出台全国控烟条例 室内公共场所全面禁烟
戴秀英介绍，国务院法制办曾于2014年11月24日公布《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送审稿）》，公开征求意见。该送审稿依据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下称《公约》）的相关规定、控烟先进国家的实践经验和我国城市控烟立法和执法经验教训等撰写完成，明确提出了“所有室内公共场所一律禁止吸烟”等规定。然而受到多种因素影响，最终导致这项利国利民的法规拖了6年多至今未能出台。
据戴秀英统计，截至今年1月，全国有20多个城市实施了地方性控烟相关法规，其中北京、上海、深圳、青岛、兰州、长春、西安、武汉、秦皇岛、张家口等13个城市的法规符合《公约》要求，覆盖了大约10%的全国人口。
让她感到担忧的是，按照目前进度，到2030年很难“实现室内公共场所全面禁烟”及“15岁以上人群吸烟率降低到20%”的“健康中国2030”目标。
“中国目前有334个有立法权的城市，与这13个城市相比，尚未立法的城市控烟基础更差，即使是启动立法程序，也会遇到各方阻力。如果这300余城市一个个去立法，效率低，进度慢，耗费巨大，到2030年难于预期实现目标。”戴秀英说。
为此，她建议国务院尽快出台《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并应与《公约》有关规定相一致，明确规定：所有室内公共场所、室内工作场所和公共交通工具内全面禁止吸烟。
电子烟
禁向未成年人出售电子烟写入未成年人保护法
备受青少年青睐的电子烟成为控烟的新难题。
乞国艳援引了一组数据：北京师范大学2015年一项调查显示，在2048名12至18岁的青少年中，90%以上的青少年听说过电子烟，超过1/4的人曾使用过电子烟。多项国际研究都一致证实青少年和年轻成年人使用电子烟和随后开始使用卷烟之间的强有力相关性，电子烟的“入门效应”凸显。由于缺乏监管，电子烟企业针对青少年好奇心重的特点，将电子烟包装成潮流产品加以推广。
乞国艳告诉记者，国内一些地方以及许多国家已经认识到青少年控烟工作的重要性，特别是近些年出现的电子烟问题对青少年健康的影响，已经进一步采取了政策措施对出现的问题加以规制。
她举例说，比如《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中规定，幼儿园、中小学校、少年宫、儿童福利机构等以未成年人为主要活动人群的场所室内外全面禁烟；在幼儿园、中小学校、少年宫及其周边100米内禁止销售烟草制品。与此同时，全球已有美国、加拿大、德国、法国等39个国家禁止向未成年人销售电子烟，我国香港地区也已全面禁止向未成年人出售电子烟。
乞国艳认为，应在考虑我国实际情况的基础上，总结国内地方经验，借鉴国外成熟制度，完善《未成年人保护法》中相关控烟条款。
记者注意到，现行《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三十七条规定：禁止向未成年人出售烟酒，经营者应当在显著位置设置不向未成年人出售烟酒的标志；对难以判明是否已成年的，应当要求其出示身份证件。 任何人不得在中小学校、幼儿园、托儿所的教室、寝室、活动室和其他未成年人集中活动的场所吸烟、饮酒。
乞国艳建议，在《未成年人保护法》中进一步明确禁止向未成年人出售烟草制品与电子烟。烟草制品、电子烟经营者应当在显著位置设置不向未成年人出售烟草制品、电子烟的标志；对难以判明是否已成年的，应当要求其出示身份证件。
同时规定，禁止在幼儿园、中小学校、少年宫及其他未成年人集中活动场所周边100米内销售烟草制品、电子烟。禁止在中小学校、幼儿园的教授、寝室、活动室和其他未成年人集中活动的场所吸烟、使用电子烟。
烟草税
进一步提高烟草税 确保价格增幅高于收入增幅
多年的控烟实践表明，提高烟草税与烟草制品价格是最有效的控烟措施。戴秀英介绍，据世界卫生组织测算，如果所有国家都将烟税提高50%，可在全世界减少4900万吸烟者，从而避免1100万人因吸烟而死亡。
但中国的卷烟价格仍然偏低。戴秀英告诉记者，2018年中国卷烟平均零售价格每包（20支）14元，低价卷烟每包仅为2至3元。
“中国迫切需要进一步大幅提高烟草税收与价格，降低卷烟支付能力，遏制烟草消费上升趋势。”戴秀英建议，在零售环节加征烟草消费税，大幅、周期性地提税提价，保证每年价格增长超过收入增长幅度。
戴秀英表示，在烟草制品零售环节加征一道消费税，能够使吸烟者更直观地感受到烟草消费税提高对于烟草制品价格的影响，更好地发挥烟草消费税对烟草消费的抑制作用。通过大幅、周期性地提高烟草消费税税率，确保卷烟税收和价格的增加幅度高于居民收入的增长幅度，以降低卷烟支付能力，遏制卷烟消费增长势头。这一举措对于保护弱势群体，尤其是青少年和低收入人群尤为重要。
她还建议，优化卷烟消费税制结构，加大从量税比重（至少占消费税70%以上），设置最低烟价，对所有卷烟实行一档税率。
戴秀英解释说，我国当前卷烟消费税制以从价税为主（占消费税97%），从量税微乎其微，且从价税按卷烟价格高低实行两档差别税率。这样的消费税制设计加大了高价烟与低价烟的价格差，使得低价烟更加便宜。这样的税率结构更容易让青少年吸第一支烟从而成为终身烟民，也鼓励吸烟者在提税提价后转而吸食更便宜的烟，从而削弱提税提价的有效性。
此外，戴秀英建议，应维持烟草消费税税收全部归属中央，减低地方政府发展烟草行业积极性。
“烟草作为一种使人高度成瘾，严重危害居民健康特殊的商品，对其征收消费税的目的为‘寓禁于征’，抑制烟草消费。”戴秀英说，如果将国务院通知中“消费税税收稳步下划地方”的改革方向应用在烟草税上，地方将会为获得更多的烟草消费税收入，采取措施刺激当地的卷烟消费，出现与税收初衷、健康中国战略相左的情况。因此，烟草税税收收入应当全部归属中央，以防增加地方对于销售烟草制品的积极性。
记者 许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