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某导演实名举报影视行业收视率造假，使收视率话题再次受到社会关注。对此，国家有关部门表示，已采取相关措施，并会同有关方面抓紧开展调查。电视剧收视率造假、买卖，似乎已成为行业“潜规则”，近年来备受争议和批评。除了某些商业因素的介入，在收视率造假背后还有哪些原因？该如何正确看待收视率？
造假应该被严查
前些年，由于媒介发展落后，节目资源也不及今日丰富，高收视率曾是百姓口中不倒的“金牌”。天津退休职工刘淑英回忆起多年前家人、朋友一起围坐在电视机前的情景，仍备感温暖。“我不太了解收视率，播啥我就看啥，不过感觉以前的节目好看些。”在这位耄耋老人看来，观众的关注点应重点放在内容本身，不应太在意有些机构的调查结果。
青年作家子钰认为，“虽说有的观众只是看剧，对于收视率关心较少，但一些从事相关行业工作的人，出于职业敏感，对收视率十分关心”。
自从收视率与广告费用发生联系以来，收视率高往往预示着广告带来的收益高，部分影视剧收视率造假便由此而生。“当下的收视率造假问题，主要是面向广告主，实际上很少有观众是先看收视率再看电视节目。与之相比，网络热度特别是社交网络的热度，才是主流受众的主要标准。”中国传媒大学文化发展研究院副教授王青亦说。
与互联网时代海量数据和多元精准的采集方法相比，当前的收视率调查手法相对落后。在一家互联网公司工作的周晓表示，目前来看，电视剧今后可能会被淘汰，“与电视台收视率造假相比，网络平台上需要支付会员费用或考察有效点击的情况更严苛，造假成本高，这也令网剧今后的发展空间更大，出现爆款的概率更高”。
不同于一些观众的“不关心”，从事金融行业的厉鹤认为，唯数据论必须抵制，收视率造假应该严查。“假数据欺骗行径，好片看不到、烂剧满天飞，如果放任不管最后受害的还是观众自己。”
戏好看才是关键
据了解，一些公司自行购买虚假数据的行为，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观众的信任，并打击了从业者的信心。
北漂多年的编剧阿曾告诉记者，“几年前IP大热，其中不少只是盯着项目的数据好看却不顾虚实，仿佛作品质量和观众真实的观剧感受并不重要，观众的审美趣味也被误导”。据阿曾了解，有几部影视作品因为出品方与播出方僵持不下，至今仍未能播出。
一位在制作方单位工作多年的员工告诉记者，“达不到预期的收视率或相关条件，作品往往就白做了。买收视率和点击量，再炒话题、造热度，假数据有时还真能换来‘真金白银’”。他表示，真实收视率很高的佳作和有诚意的播出平台依旧很多，但造假的产业链也很复杂，坚守行业底线确实很艰难。
知名编剧、中国电影文学会副会长汪海林对这一情况表示担忧，“目前我国电视剧供大于求，供需失衡直接导致标准混乱、精品稀缺。某些播出平台形成了相对垄断的局面，他们对内容的选择直接决定了观众能看到什么”。
据了解，我国每年有近万集电视剧因各种原因无法播出，电视剧从立项制作再到销售播出，各个环节可谓“九死一生”，不正当的虚假数据和供求双方乃至多方的利益博弈，令竞争环境更加复杂。当某些资本从促进优良制作的“强心剂”变成污染行业风气的“致命毒”，就会侵害文化艺术发展进步和百姓精神食粮健康。
是否可以取消收视率参考机制？汪海林认为，目前还并不可行。“就像毒牛奶和赛场黑哨的存在一样，必须正确看待这种现象的存在而非贸然取缔，借助机器统计的数据被某些人所污染，背后是某些人在某些利益驱动下钻管理漏洞，当务之急是弥补有关漏洞，依法依规加以规范。”在汪海林看来，观众真正关心的只有一件事——戏到底好不好看。
杜绝造假靠改革
收视率乱象如何解决？汪海林说，可参考美国“派拉蒙法案”，将我国和海外影视行业的产业发展情况作比照。“当年美国严令禁止公司同时把控创作、院线和发行等环节，解放了艺术生产力。对于我国影视行业存在的某些结构性问题，需要改革购销机制、实现制播分离，有关管理制度设计非常重要。”
王青亦建议，要结合大数据等先进技术手段，创新收视率调查的技术与算法，积极探索针对数字电视的全样本收视率调查方法，增加点击数据和跨屏收视率的权重，积极适应融媒体时代的电视传播。同时，可探索建立职能部门委托但独立于职能部门的第三方电视评议与稽核机构。
“其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等职能部门每年会发一些文件指导电视产业发展，但有些文件实际执行得并不好。特别是要打破‘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的情况，积极引入有关竞争机制，并及时制定颁布电视产业的法律法规，严格执法，大幅提高违法成本。”王青亦说。
近期，中央印发了《防范和惩治统计造假、弄虚作假督察工作规定》。该《规定》对整治收视率工作无疑也具有指导意义。无论是对影视娱乐行业片酬的规范，对收视率造假、票房注水的严查，还是近期行业内的自律声明、观众主动对“烂片”“烂剧”的联合抵制，都是国家法治进步和文化发展的具体表现，体现出人们对影视佳作的殷切期待。随着相关工作的推进，促进文化行业风清气正、影视作品优质繁荣，真实收视环境下佳作频出必定可期。（覃皓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