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是人类追求的终极价值，也是人类探讨的永恒主题。人类发展的历史，说到底，就是一部争取幸福的发展史。正如保尔·霍尔巴赫（Paul Holbach）在《自然的体系》（System of Nature，1770）所言，“我们的一切教育、思考和知识，都不过以怎样能获得我们的本性所不断努力追求的幸福为对象。”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大概没有什么别的东西能象追求幸福那样燃起人们的热情。

传统上，幸福是哲学家们的思想驰骋和交锋的疆域。在亚里士多德（Aristotle）时期，人们对幸福非常重视。苏格拉底（Socrates）说：“我比较倾向于说，事物只要是愉快的就是好的（如果它没有其他后果的话），而事物只要是痛苦的那就是坏的。判断事物就是愉快还是不能带来愉快，幸福就是一种愉快。”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均主张德性（善）就是幸福（Eudaimonia）。对于幸福，有些人用愉悦回答，有些人用荣誉回答，有些人用对生命的反思回答等等。在亚里士多德看来，这些回答都有道理，但如果可以在一些主要领域达成一致，就能获得进展。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The Nicomachean Ethics）里对于“什么是我们能够达到的善，什么是我们应该追求的幸福”有详尽系统的论述，这种论述大体上可以代表他那时有教育的、有阅历的人们流行的观点，对其后几千年西方的思想界产生了深厚的影响。亚里士多德认为善就是幸福，那是灵魂的一种活动，相应与灵魂的两个部分（理性的与非理性的），就有两种德行，即理智的与道德的。德性是自足的，因而人具有德性就拥有快乐。关于幸福的几个特征，社会可以达成基本的一致。它必须是决定性的，是自我充足的，是积极的和相对稳定的。幸福等价于“活得更好，做得更好”。苏格兰的哲学家、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大卫·休谟（David Hume）曾说：“一切人类勤勉的伟大目的是获得幸福。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由劳动购买的，而我们的情欲是劳动的唯一原因”。我们现在理解社会生活，它都是受人们的情欲、欲望所支配，都是为了追求幸福这个目标。哲学、伦理学、心理学和生物学都在永不停歇地研究幸福的奥秘，都试图从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方法来解读或解决人类幸福问题。

经济学自诞生之日就以促进人类幸福为当然使命，“追求幸福”是经济学的伟大目标，实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greatest happiness for the greatest number）是经济学矢志不渝的梦想，同时也是历来的经济学家门前赴后继、争相高举的经济学大旗。有这样一则故事，有一天，古希腊米利都学派的哲学家泰勒士（Thales）在仰望天空的时候落入水沟中，一个女奴嘲笑他说，一个哲学家连自己都照看不好，那么哲学又有什么用呢？这个女奴也是无理取闹，为什么哲学家就不能跌跟头呢？可是泰勒士就是咽不下这口气，他就是要世人看看他作为哲学家的能耐，他通过观察星空察觉到橄榄要丰收，于是他事先垄断了城里的榨油机，到了橄榄收获时又高价出租机器，结果可想而知。这是他用经济学概念获得了胜利，从中至少可以提供“经济学是致用之学”的凭证。经济学家讨论幸福似乎有些侵占哲学家和伦理学家地盘的味道，难怪哲学家和伦理学家认为经济学家讨论幸福问题是不务正业。可是经济学家不该讨论幸福问题吗？苏格拉底说：各种学问，最根本的目的，是要解决“人怎样活着”的问题；把这个“苏格拉底命题”换个说法，就是：各种学问，最根本的使命，是如何使人类生活幸福的问题，是如何增进人类福祉的问题。经济学作为研究人类行为的科学，其根本目的也是研究人类的行为如何才能增进人类幸福的问题，而不是传统上所定义的“研究稀缺资源的合理有效配置”。因为稀缺资源的有效配置，归根结底也是为了人类的幸福。大文豪萧伯纳曾经说了一句被广泛引用的、令经济学家很受用的名言，他说：“经济学是一门使人幸福的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