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机关以个别调整最低刑责年龄的新模式，实现了保护未成年人与维护社会秩序的更好平衡。
▲针对未成年人的系统性法治建设，必将为未成年人的成长提供更为健全的制度保障。央视新闻截图
未成年人立法又有新动向：12月2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表决通过刑法修正案（十一）。其中，针对低龄未成年人严重犯罪问题规定，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情节恶劣，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追诉的，应当负刑事责任。
关于调整最低刑责年龄的立法，终于迈出关键一步。修订前的刑法规定，未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无论犯下何种罪行，都无须承担刑事责任，而由这一“免罪金牌”引发的争议也从未止息。支持者认为，加以宽宥的刑事立法，体现了对未成年人的法律保护，符合国际刑事立法潮流，而反对者则拿出低龄未成年人恶性犯罪的案例予以反驳。如今，随着最新刑法修正案表决通过，立法机关一锤定音，以个别调整最低刑责年龄的新模式，实现了保护未成年人与维护社会秩序的更好平衡。
个别调整最低刑责年龄，体现了实事求是的态度。立法之所以“宽宥”未成年人犯罪，其逻辑前提是，这个特定群体的身心发育尚未成熟，认识和控制行为能力相对弱化，不应和成年人一样，承担起过重的刑事责任。客观而言，刑法将14周岁作为是否追究刑事责任的“分水岭”，立法之初固然符合社会发展的真实状况，但经历了改革开放40余年的发展，物质生活条件明显改善，未成年人的身心发育成熟度也有了显著变化，实有必要反映到刑事立法中。
事实上，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就呈现持续上升趋势。尤其是近年来，未成年人恶性犯罪高企不下。比如，前段时间接连曝光的“12岁男孩弑母被无罪释放”“13岁男孩强暴女孩获释后再杀人”等典型案例，既是对法治正义的亵渎，更是对公民权利的威胁。立法对最低刑责年龄作出个别调整，意味着严重犯罪的“小恶魔”，不再游离于刑罚制裁之外，有利于形成震慑教育之势，实现刑事立法的惩罚预防功能。
调整最低刑责年龄，还体现了严谨慎重的作风。立法破冰的同时，专门加上了“四把保险锁”：限定主体，将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列入“规制”范围，而这个年龄段，也的确是恶性犯罪高发时期；限定罪名，必须是犯有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罪两种严重罪行，才能使用刑罚利剑予以打击；限定后果，必须是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且达到情节恶劣的程度；尤其是限定程序，明确“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追诉”，通过强化监督“保底”手段，防止追究刑责扩大化，进而侵害未成年人权益。
调整最低刑责年龄，也体现了科学立法的精神。回看刑法修订过程，从一审到二审、三审，刑法修正案草案在倾听民声中，逐步锻造成型，特别是三审草案，在二审草案的基础上，将“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也作为故意伤害罪的“扩容”追责情形，如此有利于解决“法网”不够缜密的立法缺憾，精准惩处那些主观恶性极大、社会危害极大、后果极其严重的未成年人严重人身犯罪，坊间对此亦不乏赞许之声。
个别调整最低刑责，既是刑事立法的突破，也是未成年人立法的突破。当然，刑罚只是手段而非目的，这也是将针对未成年人的收容教养改为专门教育矫治的初衷。而从近期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到本轮新修的《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刑法修正案，走出一条织密涉未成年人法律体系的立法进路，这些系统性的法治努力，必将为未成年人的成长提供更为健全的制度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