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用什么去面对汶川大地震的十周年？
我们一直被教导要遗忘苦难。但是，那种痛如果不说出来，不哭出来，在未来漫长的岁月里，就会变成潜意识的毒瘤，一不小心就刺破自以为恢复的坚强。
十年了，我们再次回望，泪眼婆娑。让我们用改变、进步和保护更多人安全感的方式去面对这个十周年的日子。
因为，这个伤口不仅属于四川，也属于我们每一个人。
地震那年，小蕾还没满九岁，在上小学三年级。
那天和往常一样，有十多分钟的休息玩耍时间。小蕾和几个平时玩得好的小伙伴在教室玩游戏。
谁也没有想过这个看似平常的午后，马上就要经历一场百年难遇的天灾。
突然间天旋地转，小蕾觉得脚下所踩的一方土地像是一头要冲出的猛兽，它在单薄的土地下翻滚，时而往上，时而往下。
在大家还没意识到发生了什么的时候，班主任段老师用最大的分贝喊着:“地震了！孩子们，快逃到校门外的空地上去！快！”
段老师沙哑嘶扯的声音被地震的巨大哄响声所掩盖。有的女生被吓得哭出了声，男生也直着嗓子大声的喊叫。
人群中的哭声，尖叫声不绝如耳。校长，老师一边安抚着学生，一边给学生家长打电话告知平安并通知来接孩子。
有的家长找不到孩子，有的孩子找不到家长，两边都急得哇哇大哭。
同样处于地震的惊吓中，小雪在操场上却一直跺着脚。她的妈妈在街上的包装厂上班，平时这个点应该都下班了，而老师的电话并没有等来妈妈的回应。“我妈妈不会出事儿吧。”小雪带着哭腔。
一语成谶，小雪的妈妈真的在地震中不幸遇难了，后来听邻居说小雪的爸爸也随他妈妈一块去了。
“你能想象我看见妈妈冰冷尸体时的心情吗？妈妈的左半边太阳穴有一道长长的伤口，身上有数十处淤青。妈妈的嘴都歪了，我看着她被草席裹住然后被放进了坑里……”
十年后的小雪说到这里，眼睛又红了。她再也没有妈妈了！那个生她、疼她、陪伴她的伟大的女性！
一本十年前的地震日记
十年前，周芳在小学六年级，后来，虽然求学的路越走越远，但只要有风吹草动，那根来自故乡的绳就扯得人生疼。
周芳的堂哥在地震中走了，她们两家门挨着门，整个童年都有哥哥的身影。偶尔她会讲到地震经历，讲到去找哥哥的那一段。
“到中学体育场时，我生平第一次看到那么多去世的人摆在雨坝里。周围的楼房从底部坐平，预制板霜打了叶子一样挂在半空，到处是裸露的褐色钢筋。体育场前是瘫着、倒着、坐着、软靠着的家长，雨水和泪水交织混杂。
我和我妈，我二娘，心里保留着某种偏执的希望。我们和许多家长一起，如果旁边突然爆发汪天大哭，便知道那个母亲找到了自己的孩子。
我二娘找完了广场上所有遮着脸的学生，她怕我哥被砸得面目全非，怕自己认不出来，又挨着再找一遍，去认手，认脚…”
又到了五月，周芳说，看着十年前的日记，足足一大本。就是觉得那时候太想活下去了，最不想的就是死。但是，她也记得闺蜜几次告诉过她，“你高考没考好，跟我说想自杀，你考研差几分，又跟我说想自杀。”
究竟说了几次，周芳自己都不记得了，但当时，的确是一遇到过不去的坎，就说想去自杀。这跟在地震日记中写好想活下去的女孩是同一个人吗？
白岩松：那些活下来的孩子，将来谁在他们的身边？
2008年6月25日，白岩松在中国记协新闻大厅媒体说明会上说了一段话：
“一个1999年出生的八岁的小女孩，阳光灿烂，始终在笑，她的右胳膊没有了。我还看到了总理为她让路的那个三岁的孩子，她伟大的父母，用身体弓成了一座桥，掩护了她活下来。五年后，十年后，当他们知道悲伤的时候，他们身边有没有鲜花？有没有人陪着她？
有一个20多岁的消防官兵刚下线，他突然跟我讲，“12号我救出了那孩子的上半身，14号我救出了那个孩子的下半身。”他们是施救者，必须坚强，可是他们也只是20多岁的独生子。活下来孩子、残疾的孩子，还有这些被我们认为必须坚强的孩子，不是同样需要长期的心理援助吗？
灾后心理援助，至少做十年，这不是开玩笑。
此后十年，白岩松持续地投入到“说”和“做”中，他联合青爱工程，共同在汶川、都江堰、绵竹三地发起“1+1心联行动”，通过援建“心联小屋”的方式，帮助学校搭建长效心理援助机制，为灾区培养本地师资队伍，并以社团活动、家长课堂、团体活动、个案辅助等综合模式，将心理教育纳入学校课时，进入课程，并逐渐发展为常态化心理教学模式。
她愿意让我们坐在她身边就挺好
在七一汶川映秀中学，心联小屋小组成员、校团支部书记蒋老师接触到当时正在读高三的学生小颖，在地震之前，她很有绘画天赋，功底好，照她平时的成绩，可以考一个很好的学校。
小颖很要好的同学在地震中离世，这对她的打击很大。她不想上学，不想进教室，经常躲在外面哭。蒋老师试探地走进她，开始只是陪坐，小颖在操场坐多久，蒋老师就陪着坐多久。
十年了，蒋老师已经记不清当初他们聊天的话题，但是小颖送给老师的板画，蒋老师一直挂在客厅里。在将老师长期梳导和陪伴下，小颖后来从事民族绘画艺术，立志将阿坝州的民族文化发扬承传下去。
同样，小颖班里同学小敏，母亲很早就去世了，父亲又在地震中去世，小敏只有跟着舅舅。四、五年之后，在一次512公祭日里，她不见了。蒋老师十分着急，发动班里的同学去找她，最后在地震公墓里找到了她，她想爸爸了。
小敏一个人坐在那里，低着头，一句话也不说。蒋老师和三个同学，陪着她坐了一个下午。到四、五点钟的时候，叫她，她才答应。当时是集体掩埋的，名录是按村、按单位、按姓氏集体排名，她也不知道爸爸睡在哪个位置，只有守着一个大大的公墓名录，望着爸爸的名字发呆。
做为心理援助，蒋老师说，就是爱与陪伴，先从陪伴开始，她愿意让我们坐在她身边就挺好了，或者哪怕不说话，抱着你哭一场也是一种情绪宣泄。
地震学生亲历：生命要继续
绵竹中学的高老师，曾经收到了班里学生小文的一篇文章“生命要继续”：
“地震当天，我并未意识到会有那么多的死伤。直到13号我回老家，那天雨下得很大，经过医院门口时，看见雨水不停的冲刷着路两旁用棉布包裹得很紧的尸体，我的双腿忽然无力了……”
小文老屋旁边的杨伯伯，他的儿子在读高三，１２号下午一直在等待和寻找儿子。
后面很多天了，魏阿姨整个人都变型了，干瘦的身材，红肿的双眼以及没有笑容的面庞。她总在她家后门口坐着，一坐就好几个小时，后来听人说她的儿子平常每周回家总喜欢走后门。
杨伯伯的头发忽然一夜间白了好多，本来身带残疾的他加上失去儿子的悲痛，让这个４０多岁的男人看起来是那么无力。白天，还有人陪他聊聊天，可夜里，这个硬朗的男子却跪在自己的院子里，把心中的沉闷，一直压在内心最深处。
在二孩中找到寄托的小伟妈妈
小伟在地震中走了，妈妈无法接受。有很长一段时间，小伟的妈妈最怕夜晚来临，一闭上眼睛，女儿就会在眼前晃悠。国家针对灾区的再生育决定发布后，小伟的妈妈尝试孕育新生命获得成功。因为孩子得来不易，小伟的妈妈明白这一点，她甚至微笑着说，“我的孩子，只要错了，老师随便打”。
都江堰聚源小学心理专责教师文素芳说，她小学从一年级带到六年级的孩子，512地震的时候正在聚源中学上初三，当时班上五十一个孩子，有四十多个不在了。现在，这批去世孩子的家长，因为国家的再生育政策，十年了，他们的二孩又到了小学阶段。看着眼前的孩子，想着他们的哥哥姐姐，文老师有时候也很恍惚。
为了最大化保护这些孩子，聚源小学每年开学前都对再生育家庭的家长开“特殊家长会”，然后，再把单亲家庭、留守儿童家庭、二孩家庭都和再生育家庭划到一起，统一管理，目的是让他们避免过多的聚光灯，对孩子形成过度的保护。
“我们还经常和家长沟通，帮他们逐渐从地震灾害的创伤中走出来，回归正常生活。”文老师说，小伟的妈妈是生活的强者，而且从不溺爱孩子，是家长中的榜样。
段老师、高老师、蒋老师、文老师……这支不走的心理救援团队，长期陪伴家长和孩子，这个过程或许是再一个十年，或许是一辈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