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9年10月，罗素与怀特海合著的《数学原理》终于完稿。这是一部名副其实的巨著，多达4500页，耗费6年时光，若要追溯到初期思考，更是长达10年之久。剑桥大学出版社认定此书一定亏损巨大，最后由英国皇家学会赞助200镑，两位作者每人“倒贴50镑”，才勉强同意付梓。饶是如此，全书排印、校对，又花去4年时间。剑桥大学出版社如此做派，从市场行情着眼，也可以理解。其实，还在写作过程中，罗素已经料及此点：“这本书篇幅很大，没有谁会读它。”果然，所有巨著都面临同一命运：知道的人多，读过的人少。

然而，罗素明知如此，仍要写下去，而且全情投入。瑞·蒙克在《罗素传：孤独的精神》一书中引用过他一封信：“想到这一点就令人忍俊不禁：花费如此多的时间，不厌其烦地讨论一些小问题。它们藏在这本著作的不被人注意的角落中，可能没有谁会发现它们。”蒙克由此想到中世纪的画匠：“他们一丝不苟地对待装饰大教堂穹顶的那些画像的面孔，非常注意其中的细节。可是，没有谁会近距离观察他们的作品，所以没有谁会知道，他们付出了多少心血，以便让自己的作品完美无瑕。”中世纪工匠如此做，出自虔敬的宗教情怀，罗素呢？“他写作这本著作的原因，不是希望人们实际上阅读它，而是因为他对它的内在价值，对完成它的强烈欲望，抱着一种堪称虔诚的意识。”

也许罗素只是谦虚，那并不真的是些“小问题”；但果若其所言，那他是否将工夫掷入虚牝？当然不。做学问并非做生意，精打细算，未必是美德。任何时候，学术研究都是一场思想冒险，抵达终点之前，无人可以预判结果；而即使证明此路不通，也仍不失一个重大贡献。课题越具原创性，就越是如此。学者如对投入产出节节计较，则其人其学，必无足观。

更关键的，罗素所说还不仅是“小问题”，而是它们小到被人忽略，则作者一番苦心，便根本无人觉察，好比锦衣夜行，“聪明人”计不出此——但“聪明人”亦绝成不了罗素。蒙克从罗素那里看到中世纪教堂画匠，绝非随意联想，二者其实正是同一精神的产物。从出身讲，现代学者本是中古教士的传人，对事业抱有宗教般的虔敬，乃是职业基因所使。中国学者当然不必跟欧洲教士强拉亲戚，但守死善道，岂非士人所志？不更有一番神圣与庄严？士志于道，则是否有人了解，已是余事（虽然未必一定不求人解），重要的是对其“内在价值”抱有深刻信仰。《论语》头三句，“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之后，紧接一句：“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所说是同样道理。

罗素的做法，固非常人能为，但通常受过严格训练的学者，身上总多少有点类似气质。举个简单事例：史学论著征引史料，莫不详明出处，从原则上说，目的之一乃是便于读者覆按。不过，其中不乏一些海内孤本，或是访录所得，旁人难以见及，如何查考？即使是档案这样貌似开放的文献，实际也很少有人一一复核。至于人类学家，更是常常孤身跨入一个少为人知的小岛，回来向世人报告他的见闻，你我既从未踏足，又如何判明真伪？因此，学界虽有一套规范，但全靠他律，成本太高，实际难以落实；大部分时候，学术质量的维护，仍须依靠学人自觉。即便是铁定无人发现的“角落”，也不敢轻轻放过，否则便难以自安，这才是真正的学者心态（无意的疏忽则是另一回事）。缺乏这点素养，那就真成呼卢成卢，喝雉成雉，学术犹若赌场，全凭运气当家，岂不可哀！

当然，在大多数学人那里，与其说这是一种宗教情怀，毋宁说是多年治学的习惯。不过，其全神贯注，和罗素这种伟人相比，也只有程度差异。具体而微，精神一贯。

用市场规则判断，即使最富裕的学者，投入和产出也绝不成正比；花上10年，倒贴50镑，毫不鲜见。但之所以仍有这么多人愿意枯灯冷椅，以苦作乐，凭的全是对这项事业的喜好和尊重。尊重自己的事业，即是自尊：一个人把自己的整个生命价值寄托在这份事业上，自然勤勉不怠。在这个意义上，自尊是一切原创思想的源泉，也为学者自律提供了保障。它来自学者内心，不靠利诱，更不能威逼，哪怕穷途潦倒，也无人能够剥夺。明乎此，那些负责“管理”学术的领导，也大可不必煞费苦心，防范学人偷奸耍懒；只要尊重他们的志愿，则廉耻之心，自会油然勃兴。谓予不信？自有罗素和怀特海作证。但若说人家是罗素和怀特海，你们是小蟊贼，则此言一出，小蟊贼便应念而生。

（作者为四川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