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国摇滚三十年。
一般认为中国摇滚的起源是1986年，崔健在舞台上唱出了“一无所有”。在那个原初的时期，崔健和他的摇滚乐曾被官方视为洪水猛兽。也确实，崔健和中国的摇滚起源是和历史的政治与社会变迁紧密结合的。
八十年代是一个理想主义的年代，被改革开放解放的中国人奋力地思考和探索中国的当下和未来，崔健的摇滚、北岛的诗歌、张艺谋陈凯歌的电影(是的，他俩曾经有这么一段)、《河殇》纪录片、《走向未来》丛书，都是那个混沌时代的思想启蒙力量。也因此，中国摇滚从诞生之初就背上了启蒙的大旗。
九十年代初期的唐朝、窦唯、张楚、何勇依然或带着八零年代的文人气息，或者用不满冲撞体制，或者仍追求宏大叙事。到了九十年代中期以后，年轻一代的摇滚人试图摆脱崔健的启蒙姿态，例如“清醒”、“麦田守望者”和“花儿”等“北京新声”乐队穿着更摩登，更轻盈地唱着新生代的青春与梦。他们看似去政治化，却正反映出“后八九”的新中国来到市场改革深化与消费主义的时代。
事实上，中国摇滚的至今三十年，紧紧反映出和不同历史阶段社会形构的关系;毕竟，这是一个政治无所不在的威权体制，民间文化不可能回避政治力量的形塑。
今年，连官方都要组织中国摇滚学会并且纪念中国三十年，这表示如今的摇滚乐确实没有锋利的牙齿了。中国最巨星的摇滚歌手可能是汪峰，而他最著名的歌曲之一是“我爱你中国”。难怪官方会爱上中国摇滚。
但回头来看，除了八十年代末期那样激昂的政治气氛孕育了摇滚的反抗气质，中国摇滚三十年的历史中，还有一个特殊时期是中国摇滚的“抗议音乐”时期。
那是2008年到2012年。08年是一个关键的历史转折：那一年，北京奥运象征着中国巨大崛起的华丽身影;另一方面，网络的力量越来越大，从牛博网到饭否，成为体制外声音的聚集点，然后第二年成了微博元年，中国的公共领域出现二十年来最活跃的高峰，人们热烈关心着“围观是否能改变中国”，且人人都成为公知。
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下，中国摇滚/民歌出现了一波高度政治化的作品。(也很巧，我刚好在2008年在大陆出版了第一本书《声音与愤怒：摇滚可能改变世界吗?》讨论音乐与政治的关系。)
最著名的民谣歌手周云蓬唱着中国孩子、买房的困难、与盲人律师的故事;
最著名的摇滚歌手左小祖咒唱着这个时代被拆迁和上访的“苦鬼”们，一张专辑比一张专辑激烈，并帮艾未未的纪录片做配乐;
新生代乐队中最活跃的北京乐队Carsick Cars唱着“我什么不能看也不能听”，讨论防火墙的问题;
美丽的小清新歌手邵夷贝写下一首又一首的时事歌曲，诉说着八零后青年的苦闷与困惑，如“谁偷走了你的时代”，“正确死亡指南”;
这几年最火的石家庄摇滚乐队万能青年旅店弹奏着这个华丽时代背后的黑暗与绝望──“如此生活三十年，直到大厦崩塌”。
除了这些最有代表性的乐队，还有上海顶楼马戏团源源不绝的政治讽刺，歌手吴吞写的诺贝尔和平奖之歌，武汉庞克乐队“生命之饼”和云南乐队“腰”更为直接愤怒的批判。
但那个时代已经消逝了，那些抗议之声已经无法再唱出来了。
2012年之后，中国进入一个紧缩时代，原本萌芽的公共领域崩塌了，公知不见了，律师和维权工作者被逮捕了。另一方面，中国的摇滚音乐节越来越繁盛，“中国好声音”和其他电视歌唱节目的声音越来越高亢(而摇滚巨星们当着评审领着超高酬劳)。
欢迎来到中国的新镀金时代。在这里，一切异议都烟消云散，摇滚不再是撼动体制的噪音，而只剩下讨好观众的嗓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