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2026年7月17日会见柬埔寨首相洪玛奈时指出:“要用好中柬外交、国防、公安‘3+3’战略对话机制,联手严打制假走私、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维护好共同利益和安全。”东南亚跨境电信网络诈骗(以下简称“跨境电诈”)电诈不仅直接侵害我国人民群众利益,而且侵蚀党和政府公信力,还与网络空间结合成为境外势力渗透和错误思潮传播的通道,亟需从意识形态安全和政治安全高度研判应对。我国已经取得打击跨境电诈的重大阶段性成果,但跨境电诈已然出现的新的发展态势仍不容忽视。
一、东南亚跨境电信网络诈骗问题的现状
针对东南亚跨境电诈的清剿工作,当前的态势不在于打击力度不足或者阶段性成效不明显,而在于物理清剿的阶段性成果难以转化为对犯罪网络的结构性瓦解。
(一)跨境电诈物理清剿的成效边界
物理清剿跨境电诈的阶段性成果,意味着此类犯罪生态的“表层收缩”。从执法端看,2023年以来中缅警务合作全面清剿缅北边境规模化电诈园区,累计抓获移交涉诈犯罪嫌疑人5.8万余名,彻底摧毁缅北果敢“四大家族”犯罪集团。2025年初建立的中缅泰部级协调机制连续开展10次联合遣返行动,妙瓦底KK园区630余栋建筑物全部拆除,KK园区累计7600余名中国籍涉诈嫌疑人被押解回国,缅甸妙瓦底和柬埔寨重点地区的规模化赌诈园区被集中清剿。反映在数据上,2026年上半年全国电诈案件立案数同比下降15.6%,见面劝阻群众292.6万人次,发案数自2025年10月以来连续11个月同比下降。这些指标是真实可验证的,表明规模化跨境电诈的物理据点已被系统性压缩。但需要看到,被摧毁的主要是犯罪活动的物理载体——园区建筑、末端操作人员和部分中层骨干。据点的消失与犯罪能力的消失之间,不能画等号。
(二)跨境电诈网络的重组
跨境电诈犯罪网络正在以空间转移、组织平台化和技术资金迭代完成重组,“生态”层面的再生能力并未被实质性削弱。
首先,跨境电诈犯罪网络重组表现为快速的空间迁移。泰国警方2026年1月披露,原盘踞妙瓦底水沟谷和KK园区的多国籍诈骗人员,已在柬埔寨波贝向内陆约50公里处建立新窝点,新园区由多栋两层建筑组成,明确划分“工作区”与“居住区”,布局与原缅甸园区高度相似,管理指挥层由中国籍人员主导。部分团伙进一步向柬埔寨边境、老挝以及东帝汶、太平洋岛国、非洲分流,还有大量团伙化整为零,藏身城市别墅和公寓分散作案。
其次,跨境电诈犯罪组织形态已升级为“特许经营”式的平台结构。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United Nations Office on Drugs and Crime,UNODC)2026年的评估指出,东南亚电诈已完成从零散团伙向企业化特许经营的转型:顶层搭建统一服务中枢,前端团伙缴纳费用即可“拎包入驻”,共享AI工具、洗钱通道和人员招募网络,所有环节接入同一套互通服务系统。这意味着端掉一个前端窝点,对中枢服务网络的打击极为有限。
再次,技术赋能和资金虚拟化使犯罪的“反打击”能力出现量级提升。2026年一季度全国AI辅助诈骗案件同比暴增3倍,涉案金额超过50亿元,“AI换脸+拟声”实时视频诈骗单类立案即超过1200起。资金端,FinCEN 2026年的分析将约127亿美元可疑金融活动与东南亚诈骗园区关联,覆盖2023年9月至2025年12月约3.4万份可疑活动报告,涉案金额月均增长18%,赃款最终几乎全部兑换为USDT,经DeFi协议或境外交易所转移。
当资金在物理清剿发生之前即已完成跨境、跨资产的流转,以银行账户和园区实体为锚点的拦截手段,在相当比例的案件中已触及不到资金的实际控制节点。
(三)发案数下降不等于犯罪生态收缩
中国是全球跨境电诈最大单一受害市场,但报案数据与实际危害之间存在系统性“暗数”,发案数下降不宜直接等同于犯罪生态的整体收缩。评估跨境电诈危害的规模与分布,应当同时注意两个层面。一方面,联合国毒罪办估计2025年东亚、东南亚及澳新地区电诈损失为883亿至1141亿美元,较2023年的180亿至370亿美元增长约三倍,中国是单一最大受害市场。虚假网络投资理财诈骗损失最高,约占全部电诈案件损失的40%,百万、千万以上的大案大多属于这一类型。另一方面,这些数字主要覆盖的是“被看见的部分”。据保守估算,全国每天约5000至7000人被骗,每年180万至250万人,日均损失约2亿元,而这只是已立案口径;实际因羞耻、怕追责、证据灭失和跨境追查困难而未报案的规模,业内估计远高于立案数据。电信诈骗整体破案率约15%至20%,追损返还率约5%至10%,跨境案件的追赃比例更低。
这意味着,立案数同比下降15.6%与犯罪实际社会危害之间的关系,需要谨慎研判:下降可能部分反映清剿对规模化园区的压制效果,也可能部分反映犯罪向更分散、更隐蔽形态转移后,报案和立案环节的“可见性”下降。仅凭执法端可见的指标改善来评估治理成效,可能低估犯罪生态的真实韧性和危害的持续深度。
二、东南亚跨境电信网络诈骗问题的成因
跨境电诈问题依然严峻的根源不在打击力度不足,而在于支撑犯罪不断再生的那些深层条件尚没有被触动,物理清剿的成果也就难以真正瓦解跨境电诈的犯罪网络。
(一)跨电诈再生产的制度环境
东南亚某些国家的地方武装以“以兵护诈、以诈养兵”的方式将诈骗园区嵌入地方政治经济结构,物理清剿触及不到犯罪再生产的制度根基。跨境有组织犯罪的存续不取决于单个犯罪组织的组织化程度,而取决于其与所在区域权力结构之间是否形成了稳定的“保护—收益”交换关系。UNODC的评估将缅甸部分武装组织在此链条中的角色概括为提供“土地、武装庇护和安全承诺”,而犯罪集团注入资金和运营模式,双方构成“相互依存的犯罪生态”。这表明:庇护方并非犯罪的外部“干扰变量”,而是犯罪生态的内生构成要件。武装组织以“准国家”结构将诈骗经济纳入其财政基础,犯罪集团则以保护费换取物理空间和执法豁免。只要庇护方的财政来源未被替代性制度安排所置换,摧毁园区建筑就只是移除了犯罪生态的“空间宿主”,而非拆解了“庇护—收益”关系本身。我国坚持不干涉他国内政,这就意味着物理清剿的边际效果,在庇护结构未被触动的情况下,具有天然的上限。
(二)跨境电诈犯罪中枢与前端窝点的分离
跨境电诈犯罪组织形态的“平台化”转型,使前端窝点与犯罪能力的核心中枢之间发生了结构性脱钩。传统理论以层级化的“金字塔”结构为原型,假定打击顶层即可瓦解整体。但东南亚电诈的形态已演变出新形态,犯罪学界用以描述这一变化的通用概念是“犯罪即服务”(Crime-as-a-Service):犯罪能力被拆解为可单独购买、可远程调用的标准化服务模块,实施者无需掌握完整犯罪链条,只需按需采购。在这一模式下,诈骗团伙不再是一个封闭组织,而是一个接入共享服务网络的“客户端”:话术脚本、AI换脸与语音克隆工具、资金结算通道、人员招募与跨境运送、乃至园区庇护资源,均由不同服务提供方分别供给,通过统一接口完成对接。
(三)虚拟资产使资金先于物理清剿脱离司法管控
虚拟资产的制度特性使资金在物理清剿之前即脱离了司法管控范围,形成结构性的“速度差套利”。曾经以银行为锚点的反洗钱体系,其有效性建立在资金流转须经可识别、可冻结的账户节点这一前提之上。加密货币的引入从根本上改变了这一前提。USDT的集中化发行虽然提供了冻结的“kill switch”,但其脆弱性驱动洗钱网络从易受冻结的境内平台向离岸生态系统迁移,并催生抗冻结的替代性加密货币,标志着从“监管套利”向“技术主权”的转变。这意味着冻结能力本身在重塑犯罪资金的地理分布,每一次成功的冻结都在“训练”资金流向更难以触及的司法“飞地”。
当资金在清剿行动发生之前已化为链上稳定币并经境外交易所和DeFi协议完成多层流转,物理上摧毁园区便无法同步摧毁犯罪的经济基础。以账户和实体为锚点的拦截手段,在结构上滞后于资金的实际运动速度,这并非执行层面出现疏漏,而是锚点选择与资金形态之间形成了错配。
三、提升治理东南亚跨境电信网络诈骗工作质效的对策
结合东南亚跨境电诈的新态势及其深层诱因,我国有必要以切断跨境电诈资金跨境流转和填补清剿后的治理空档为重点,争取对跨境电诈犯罪网络的结构性瓦解。
(一)治理资源向制度性薄弱地带延伸
推动治理资源向物理清剿之后留下的制度性薄弱地带延伸。物理清剿的成果具有明确的时效性:园区被拆除后,人员和运营能力在数周内即可完成转移。澜湄执法安全合作中心的评估已经指出,单一国家、单一部门或阶段性专项行动难以奏效,区域治理亟需由“犯罪应对”转向“犯罪生态治理”。这意味着对策的重心须从“端掉多少据点”转向“清剿之后由什么来填充治理真空”。
在澜湄合作框架下,应推动将边境地区的基层执法存在、边境管控设施和司法可及性建设纳入对缅、对柬合作议程,使清剿行动之后不留下可供犯罪网络迅速回填的制度空档。对于地方武装庇护结构,应在双边渠道中作为核心安全关切持续施压,同时依托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的多边平台形成集体问责压力。联盟是中国政府发起筹建、由各国执法部门广泛参与的政府间国际组织,截至2026年7月已有40余个国家表态参与共建,其“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为将“填真空”议题纳入多边议程提供了现成的制度入口。“填真空”不是清剿的附属环节,而是决定清剿成果能否保留的前提条件。
(二)从“追账户”转向“追资产”的跨境快速拦截机制
以资金链切断为优先目标,推动反诈治理从“追账户”转向“追资产”,建立针对虚拟资产跨境流转的快速拦截机制。犯罪生态的“血液”是资金,而当前资金清洗的主通道已转向去中心化资产和境外交易所。FinCEN 2026年的官方分析确认,无论受害者以何种资产付款,资金几乎总是被兑换为USDT,再经由DeFi协议或境外交易所转移;相关可疑活动报告数量和金额在统计期内持续上升,2025年12月单月报告已达2482宗、涉及8.335亿美元。鉴于此,我国治理跨境电诈对策的着力点应前移至资产形态转换的环节。一是,在国内端,压实支付机构和虚拟资产服务商对稳定币兑换、场外交易和混币服务的监测与报告义务,将可疑交易识别从银行账户延伸至链上地址和交易所出入金节点。二是,在跨境端,依托澜湄反洗钱论坛已经讨论的“快速资产冻结机制”和联合调查组安排,推动与主要中转国建立涉诈虚拟资产的紧急冻结与信息共享通道。资金链切断的边际收益,在同等资源投入下显著高于对末端人员的抓捕,且直接作用于犯罪再生产的财政基础。
(三)压缩犯罪平台的服务与AI工具供给能力
推动跨境电诈打击重心从末端窝点向犯罪服务中枢和AI工具供应链延伸,压缩犯罪平台的供给能力。犯罪组织平台化后,前端窝点只是可替换的“终端”,真正支撑其持续运转的是提供话术脚本、AI换脸与语音克隆工具、资金结算通道、人员招募网络的服务中枢。仅以抓获末端操作人员数量衡量战果,难以触及犯罪的供给能力。公安部在2026年7月国新办发布会上已明确,公安机关正深入研判电诈犯罪集团的组织架构、“金主”骨干和运行模式,并依托既有执法合作机制和国际联盟持续深化打击。
据此,我国治理跨境电诈工作应把侦查资源集中到犯罪服务中枢和AI工具供应链上,重点打击工具开发、通道维护、招募运送等节点,而非局限在对末端操作员的批量抓捕。技术反制同步前移,公安部已在国家反诈中心App布设人工智能内容鉴定功能,并依托大数据对高频陌生视频通话、境外发起视频请求等新型手法搭建风险研判模型。省级层面应推动此类能力嵌入日常预警劝阻流程,并对接联盟框架下的情报共享,使对AI工具供应链的识别和阻断成为联合打击的常规内容。(正文共计4484字)
附、作者简介
申伟,男,湖北咸丰人,法学博士,云南师范大学法学与社会学学院、云南纪检监察学院教授,研究领域:法理学(法哲学;司法理论;社会治理问题);刑法学(刑法哲学;跨境犯罪);已完成与本研究主题密切关联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一项、其他以司法问题为研究主题的纵向项目多项,累计公开发表关联主题的学术论文40余篇,专著3部。代表性研究论著:(1)独著:《通过司法的社会建设》(ISBN:978-7-100-27131-8),商务印书馆2026年版;(2)独著:申伟.中国司法的“系统—功能”定位[J].环球法律评论,2021,43(5):22-33;(3)独著:申伟.失衡社会的纠纷类型化及其诉讼机制研究[J].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47(3):127-138;(4)独著:申伟.司法产品的分类及其供给[J].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38(12):101-108;(5)独著:申伟.中国司法供给的效应局限——以产品性供给与符号性供给的区分为基础[J].北方法学,2016(5):15-24;(6)合著(1/2).再论不法故意——兼及对Schünemann故意类型学“三分法”之批判[J].刑法论丛.2024年第1卷(总第77卷)(2026年印出);(7)合著(1/2).民族关系之刑法建构及其人类学反思[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6(6).
胡昂乐,男,山东菏泽人,云南师范大学法学与社会学学院刑法学硕士研究生,研究领域:刑法学(加密货币相关刑法问题;跨境犯罪问题),代表性作品:(导师一作、本人二作) .未成年人司法社工服务记录的证据化困境及其化解——基于区块链存证技术的回应[J].《山西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27(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