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经联播讯（李文闻 欧阳雪 褚新兵）11月1日，（首期）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公益）大讲堂在京隆重举行。北京企业法治与发展研究会副会长、企业法治网总编朱崇坤应邀出席并发表题为《司法机关趋利性司法现象与治理建议》主题演讲，以下为演讲摘要。
司法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而趋利性司法现象的出现，却让这道防线面临侵蚀与挑战。所谓趋利性司法，是指部分司法机关在执法办案过程中，背离法律公正原则，将经济利益、地方利益或个人利益置于首位，通过不当行使司法权力谋取私利的行为。这种现象不仅破坏司法权威、扰乱市场秩序，更损害公民合法权益，亟需深入剖析并加以系统治理。
一、当下趋利性司法的表现
趋利性司法的形态多样，渗透于司法活动的多个环节，其核心特征是司法权力的“利益化”运用，具体可归纳为以下四类：
（一）刑事手段干预经济纠纷
市场经济中，经济纠纷本应通过民事诉讼、仲裁等民事途径化解，这是区分民事关系与刑事关系的法治基本原则。然而，部分司法机关在利益驱动下，却突破这一界限，将普通民事纠纷“刑事化”。例如，企业间因合同履行延迟、债务清偿争议产生的矛盾，本可通过协商、调解或民事诉讼解决，个别司法机关却强行将其定性为“合同诈骗”“非法集资”等刑事犯罪，对企业负责人采取刑事拘留、逮捕等强制措施，同步冻结企业账户、扣押核心资产。更有甚者，出于地方保护主义，对涉及外地企业的经济纠纷“选择性执法”——为维护本地企业利益，动辄对leps企业启动刑事立案，通过抓捕负责人、查封财产等手段逼迫外地企业妥协，彻底扭曲了市场经济的公平竞争逻辑。
（二）违规异地执法
根据我国法律规定，司法机关执法需遵循地域管辖原则，跨区域执法必须具备明确法律依据并履行法定程序。但在趋利性司法中，违规异地执法成为常见现象：部分司法机关无视管辖权限，在无合法依据、未通报当地司法机关的情况下，擅自跨区域对企业或个人开展调查、抓捕，甚至直接查封、扣押、冻结财产。这种行为不仅让当事人陷入陌生司法环境，难以充分行使辩护权、申诉权等合法权利，更易引发地方间执法冲突——不同地区司法机关为争夺“有利益可图”的案件，竞相开展异地执法，导致执法秩序混乱。例如，某跨区域经济案件中，A地与B地司法机关均无管辖权却同时介入，分别对涉案企业采取强制措施，最终导致企业生产停滞、资产闲置，造成巨额经济损失。
（三）强制措施与查封扣押冻结乱象
强制措施、查封扣押冻结措施的设立目的，是保障案件办理、防止证据灭失、维护被害人权益，但在趋利性司法中，这些权力被严重滥用，呈现“四超”乱象：超权限、超范围、超数额、超时限。部分司法机关在采取措施时，不审查财产与案件的关联性，将企业与案件无关的生产设备、流动资金、应收账款一并查封冻结，导致企业资金链断裂、生产无法运转；更有案件在侦查、审判程序结束后，司法机关仍不及时解除查封扣押冻结措施，长期占用当事人财产——某制造业企业因一起小额债务纠纷被牵连，其价值数千万元的厂房与生产线被查封近三年，直至企业濒临破产仍未解封，最终造成不可逆的经济损失。这种滥用权力的行为，完全背离了强制措施的制度初衷，沦为谋取利益的工具。
（四）人为制造管辖乱象
管辖是司法程序的“起点”，明确的管辖规则是司法有序运行的基础。但在趋利性司法中，管辖却成为司法机关“逐利”的手段：对于涉案金额大、罚没收入高的“优质案件”，不同地区司法机关竞相争夺管辖权——通过与当事人串通虚构案件事实、伪造“管辖连接点”（如虚构犯罪行为发生地）等方式，将本不属于自己管辖的案件“揽入怀中”；反之，对于案情复杂、无经济利益可图或可能引发信访压力的“棘手案件”，则相互推诿，以“无管辖权”“证据不足”为由拒绝受理，导致案件久拖不决，当事人权益长期处于“悬空”状态。这种“抢有利案件、推无利案件”的乱象，不仅浪费司法资源，更让公众对司法机关的公正性产生质疑，严重削弱司法公信力。
二、趋利性司法现象的深层原因
趋利性司法并非偶然现象，其背后是利益机制、法律制度、监督体系与人员素质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一）利益驱动：核心诱因
利益驱动是趋利性司法的根本原因，具体表现为“部门利益”与“地方利益”双重导向。一方面，部分地方存在“罚没收入返还”机制——司法机关的罚没收入可全额或部分返还给办案部门，甚至直接与部门绩效、人员福利挂钩。在这种利益分配模式下，办案部门为增加经费、提升绩效，自然倾向于“多办案、办有利益的案”，通过扩大刑事立案范围、多采取查封扣押措施等方式增加罚没收入。另一方面，地方保护主义加剧了趋利性——地方政府将司法机关视为“保护本地经济”的工具，要求司法机关通过趋利性司法打压外地企业、扶持本地企业，以维护地方GDP增长与就业稳定。这种“司法服务于地方利益”的错位定位，让司法权沦为地方保护的“武器”。
（二）法律制度漏洞：可乘之机
法律制度的不完善，为趋利性司法提供了“操作空间”。首先，刑事立法存在模糊地带——对于经济犯罪的构成要件界定不够清晰，如“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骗取贷款罪”等罪名的认定标准较为宽泛，导致司法机关拥有过大自由裁量权，可随意将民事行为纳入刑事范畴。其次，地域管辖规则不明确——我国《刑事诉讼法》对地域管辖的规定较为原则，对于跨区域经济犯罪、网络犯罪等新型案件，难以精准确定管辖法院，这为司法机关争夺或推诿管辖权提供了借口。最后，当事人权利保障不足——刑事诉讼法中未明确规定当事人对管辖权异议的救济途径，当事人面对不当管辖时，无法通过有效法律程序提出反对，只能被动接受司法机关的“强制管辖”。
（三）监督机制缺失：约束不足
监督机制的薄弱，使得趋利性司法难以被及时发现与纠正。从内部监督来看，司法机关内部监督多流于形式：监督部门与办案部门存在隶属关系，监督人员受人情关系、部门利益干扰，难以独立开展监督；且内部监督多为“事后监督”，待趋利性司法行为造成损害后才介入，无法起到预防作用。从外部监督来看，渠道不畅、合力不足问题突出：人大监督多以“听取工作报告”为主，缺乏对具体案件的深度审查；政协民主监督、媒体舆论监督受多重限制——部分趋利性司法案件被“内部消化”，媒体难以获取信息，公众更是缺乏便捷的举报渠道。例如，某公民发现司法机关违规异地执法后，多次向相关部门举报却石沉大海，直至案件被媒体曝光才引发关注，此时损害已无法挽回。
（四）执法人员素质良莠不齐：主观短板
执法人员的法治观念、业务能力与职业道德，直接影响司法行为的公正性。部分执法人员法治观念淡薄，将司法权力视为“谋利工具”——面对经济利益诱惑时，无视法律规定，主动迎合部门或地方利益，刻意制造“趋利性案件”；部分执法人员业务能力不足，对经济纠纷与刑事犯罪的界限、管辖规则的适用等关键问题理解不清，在处理复杂案件时易出现“定性错误”，客观上助长了趋利性司法；更有少数执法人员缺乏职业道德，存在“吃拿卡要”“权钱交易”等行为，与当事人串通操纵案件走向，彻底背离司法公正的底线。
三、治理趋利性司法的重要性
治理趋利性司法并非对“个别不良行为”的纠正，而是关乎法治根基、经济发展与公民福祉的系统性工程，其重要性体现在三个维度：
（一）维护法治权威的关键
法治的核心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与“司法公正”，而趋利性司法恰恰摧毁了这一核心——当司法机关为利益而选择性执法、将法律异化为“逐利工具”时，法律的尊严与权威荡然无存。公众对司法的信任是法治建设的基石：若企业担心因“外地身份”被刑事打压，公民害怕财产被随意查封，那么“信法不如信访”“找关系胜过找法院”的观念就会蔓延，最终导致法治信仰崩塌。治理趋利性司法，就是要让司法机关回归“中立裁判者”角色，通过公正执法重塑公众对法律的信任，筑牢法治社会的根基。
（二）优化营商环境的迫切需求
良好的营商环境依赖稳定、可预期的司法保障，而趋利性司法是营商环境的“破坏者”。对企业而言，趋利性司法带来的是“不确定性风险”——正常的经营活动可能被随意定性为刑事犯罪，核心资产可能被无理解封，跨区域合作可能因违规异地执法中断。这种风险让企业“不敢投、不敢闯”：某民营企业负责人坦言，因担心被卷入趋利性司法案件，企业已放弃多个跨区域投资项目。长期来看，趋利性司法破坏市场公平竞争——本地企业靠司法保护垄断市场，外地企业因司法打压难以立足，最终导致市场活力衰退、创新动力不足。治理趋利性司法，就是要清除市场中的“司法障碍”，为企业营造公平、安全、可预期的发展环境。
（三）保护公民权益的根本保障
司法机关的执法行为直接关系公民的人身权、财产权等基本权利，趋利性司法的受害者不仅是企业，更包括广大普通民众。例如，公民因亲友涉案被牵连，其合法财产被错误查封；或因司法机关推诿管辖，自身被侵害的权益长期无法得到救济。治理趋利性司法，本质是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保护——通过规范司法权力，确保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无论地域、身份、财富如何，都能得到公正对待；让公民的人身权不受非法侵犯，财产权不受随意剥夺，真正在法治阳光下享受公平正义的“获得感”。
四、解决趋利性司法的措施建议
治理趋利性司法需多方发力、系统施策，从制度完善、监督强化、行为规范、人员素质提升四个层面构建长效机制。
（一）完善法律制度：筑牢制度防线
法律制度是遏制趋利性司法的基础，需从三个方面补齐漏洞：一是明确民事与刑事界限——在经济犯罪领域，通过立法或司法解释细化“合同诈骗”“非法集资”等罪名的构成要件，明确“刑事手段不干预民事纠纷”的具体标准，杜绝“民事纠纷刑事化”；二是细化地域管辖规则——针对跨区域经济案件、网络犯罪案件，制定清晰的管辖标准（如以“主要犯罪地”“被害人主要住所地”为核心），同时建立“管辖权争议解决机制”，由上级司法机关统一协调管辖冲突；三是健全管辖权异议制度——赋予当事人、辩护人对管辖权提出异议的权利，明确异议审查程序与救济途径，确保异议能被及时、公正处理，从源头遏制“人为制造管辖乱象”。
（二）强化监督制约：形成监督合力
监督是防止权力滥用的关键，需构建“内部监督+外部监督”的立体体系：在内部监督方面，司法机关需建立“全流程监督机制”——通过执法信息平台对立案、侦查、强制措施、裁判等环节实时监控，定期开展案件评查，对趋利性司法行为“零容忍”；同时完善问责机制，不仅追究直接责任人责任，更追究部门领导的管理责任，避免“监督流于形式”。在外部监督方面，需拓宽监督渠道：发挥人大监督的“刚性作用”，通过专项执法检查、专题询问等方式督促司法机关依法履职；强化政协民主监督，鼓励政协委员通过提案、调研等形式为司法公正建言；激活媒体与公众监督——建立便捷的举报投诉平台（如全国统一的司法违法举报热线、网络平台），对公众举报的趋利性司法线索及时核查反馈；同时支持媒体对典型案例进行客观报道，通过舆论监督形成压力，倒逼司法机关纠正不当行为。
（三）规范执法行为：划定权力边界
规范执法行为需从“程序”与“标准”两方面入手：一是制定统一执法规范——司法机关需根据法律法规，细化立案、侦查、强制措施、查封扣押冻结等环节的操作流程，明确“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例如规定“查封财产需出具关联性证明”“冻结资金不得超过涉案金额”“案件办结后15日内解除强制措施”等具体标准，确保执法有章可循；二是推动执法透明化——利用信息化技术建立“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对讯问、搜查、扣押等行为同步录音录像，案件进展、强制措施情况及时向当事人公开，接受社会监督；三是严格审批程序——对刑事拘留、逮捕、大额财产查封等重要执法行为，实行“上级审批制”，由上级司法机关对执法合法性、必要性进行审查，杜绝“一人说了算”的随意执法。
（四）提高执法人员素质：夯实队伍基础
执法人员是司法权力的执行者，其素质直接决定司法质量：一是加强法治教育——通过专题培训、案例研讨、法治讲座等形式，强化执法人员的“法治信仰”，让“公正执法、廉洁执法”成为自觉意识，杜绝“权力谋利”的思想；二是提升业务能力——针对经济案件、跨区域案件的办理难点，开展专项业务培训，重点提升执法人员对“民事与刑事界限”“管辖规则”“证据审查”的判断能力，避免因业务不足导致趋利性司法；三是完善考核机制——将“执法规范化”“公正廉洁”纳入执法人员绩效考核，考核结果与晋升、奖惩直接挂钩：对执法公正、无违规记录的人员优先晋升；对存在趋利性司法行为的人员，轻则离岗培训，重则调离岗位、依法追责，形成“优者上、劣者汰”的激励机制。
结语
趋利性司法是法治建设中的“毒瘤”，其治理不仅是司法机关的自我革新，更需要政府、社会组织与公民的共同参与。政府需加强顶层设计，斩断“司法与利益挂钩”的链条；司法机关需坚守公正底线，把“法律至上”作为根本准则；社会组织需积极监督，为司法公正发声；公民需增强法治意识，敢于对趋利性司法说“不”。唯有全社会形成合力，才能彻底铲除趋利性司法的土壤，让司法权回归维护公平正义的本源，让法治的光芒照亮社会每一个角落。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企业家犯罪预防研究中心专家组副组长、最高人民检察院职务犯罪预防厅专家咨询委员皮艺军，北京律师法学研究会会长徐家力，中国经济新闻联播网总编黄凤荣，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北京工业大学教授刘云枫，北京市企业联合会、北京企业家协会副秘书长刘晨雪，北京市爱国拥军促进会副秘书长王树杰，北京市房山区爱国拥军促进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段维一，北京正义律师事务所主任吴有龙，北京两高律师事务所副主任庞红兵，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客座教授、北京也迪律师事务所创始人吴振华，北京联合大学应用经济与管理研究所研究员杜兆勇，北京山东企业商会副会长、心海集团董事长鲍世超，北京福建企业总商会宣传部长逄井然，新华社记者杨建新，法治日报记者王晓芸，人民网.舆情数据中心部门主任侯占厂，法治周末记者贺斌，中国食品报记者田涧，新华社.中国搜索运营总监宿利忠，北京律师法学研究会特聘专家候宝达、陈力元等来自法学界、律师界、新闻传媒界以及企业界的100余位嘉宾出席活动。全国收听收看网络直播的社会各界人士达90余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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