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人天：推翻“四座大山”的投资消费融合新模式

只有从学理上厘清人类经济发展进程，才能够排除线性片面固化思维方式对经济发展阶段认识的误导，才能够找到克服线性片面固化思维方式的方法。

我们应重新审视人类经济发展进程，承认经济发展并不是纯线性的，其整体也不是可以凭部分表象经验归纳和模型化的，在部分经济表象呈现出的易于经验归纳和计量的线性规则发展阶段特征背后，隐藏着不断非线性动态变迁的经济体要素禀赋结构异质性所决定的经济不规则或突变发展的可能性，即经济体的“非线性动态异质化要素禀赋结构”决定经济非线性运行的可能性。

这种可能性的实现将导致经济体不能按照某些经济体所呈现的线性规则发展阶段次第演进，产业结构也不能遵循非此即彼、机械更替的阶梯式升级过程，而是出现逆转、分叉、回旋、崩溃、爆发等非线性发展特征和相应的历史阶段。

全球“金融危机”、拉美“中等收入陷阱”、日本“泡沫经济崩溃”和“停滞的20年”、西方国家“滞胀年代”和“石油危机”、中东国家“石油暴富”和“富而不发达”、非洲国家“资源诅咒”、中国“WTO红利爆发” 和“4万亿提前转折” 等都是不同程度的非线性经济发展进程的现实体现，这些非线性经济发展阶段显然不是上文中那些线性或片面经济发展理论模型所能够充分解释和预测的，必须改用综合全面研究范式进行研究。

必须认识到，当前中国并非处于越过“刘易斯拐点”之后线性规则的产业升级阶段，而是处于“4万亿提前转折” 突变之后的不规则经济下滑阶段，前期 “WTO红利爆发” 阶段积累的货币财富由于非正常的低成本优势和后发优势衰减、后发劣势凸显而不能被实体经济充分吸收，剩余资本转而金融泡沫化，形成流动性陷阱。不合理政策又加剧实体经济早衰和金融泡沫膨胀，导致低成本优势和后发优势进一步衰减、后发劣势进一步凸显，造成产业结构难以循序渐进地升级，而是突然面临与发达国家进行不对称劣势竞争的困局。

“欲速则不达”，必须根本改变线性片面固化思维方式指导的“急功近利” 式经济政策，遏制社会生产成本，控制产业流失并吸引产业回流，中国经济才可能延续高速增长，确保实现转型升级，避免坠落“中等收入陷阱”。

“亡羊补牢为时未晚”，现在还来得及，这仍然是因为中国的特殊要素禀赋结构。由于中国人口众多、面积庞大、发展梯度复杂，客观上形成了东部与中西部的二元乃至多元经济格局。在东部，技术后发优势与低成本优势已经消失殆尽，沿海省市已先后宣布人均GDP接轨高收入国家。相反，明显可以观察到，金融危机之后中西部经济增长率高于东部较多，例如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0年重庆经济增长率17.1%，广东12.4%，其原因正是由于技术后发优势与低成本优势还在中西部延续。

新一届政府推出的简政放权、扩大开放、破除垄断等供给侧改革措施都是正确的选择，但“自以为是”的投资政策、“喜新厌旧”的产业政策、“患得患失” 的房地产政策、“劫贫济富”的财税金融政策反映出线性片面固化思维方式根深蒂固，必须换思路求出路。

首先必须明确，客观上需要一个阶段来消化4万亿突击大投资导致的国际竞争力下降困局，因此当前中国经济的根本任务是休养生息不折腾，力求降低国民经济整体生产成本，恢复以实体经济投资收益率为领先指标的经济内生增长动力，这是必须进行的对4万亿投资计划中非理性部分的救赎。

所有人必须忍受一段时间和一定程度的痛苦，重新让已经严重矫枉过正的市场机制得以恢复正常，使经济资源得到重新合理配置。现在不及时救赎，反而进一步扩大政府主导的高成本高风险投资或纵容房地产泡沫无异于饮鸩止渴，以后必定付出更惨重代价。显然，这一阶段的生产性投资应该由市场机制主导，政府尽量少参与。

不过，政府的超前低效基础设施投资拉动经济增长模式虽然不可持续，但消费拉动派断言政府投资不是好事情也未免过于偏激，因为中国长期以来的政府主导市场经济已经形成了政府调配经济资源能力和制度惯性超强的格局，短期之内无法根本改变。

客观来看，政府投资也确实具有民间投资无法取代的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良性效果一面，完成了在其他许多经济体想完成却难以完成的基础设施和基本产业建设，促进了中国经济发展，所以根本否定政府投资的态度并不足取。

况且，政府不可能把巨额财政收入直接分配给居民，因为消费需求陡然增加导致短期供需失衡将引发严重通胀。也不可能减税过多，因为既有的社会保障、国防等财政开支项目已经形成刚性，难以大幅削减而不引发动荡。纯粹依靠企业家进行投资也不现实，因为企业家对公共产品性质强烈的廉价住房、教育、养老、医疗产业以及必要的基础设施、基础科研等方面缺乏足够的投资动力，存在市场失灵问题。

因此，作为克服“市场失灵”的宏观调控手段，政府主导或引导投资仍然是必要的，但必须改变投资的方式和重点，以便适应新的经济发展阶段的要求，这就需要对传统投资指导思想进行革命。

试想，如果暂时不再进行负债基本建设投资，而是把原本用于主观有效客观未必有效投资的政府财政资金改用于解决导致中国国际竞争力急剧下降的住房、教育、养老、医疗“四座大山” 问题，并引导民间资本参与，以便降低劳动力和土地要素边际成本，提高居民实际收入，进而降低国民经济整体运行成本，一方面释放更多内需，一方面夺取更多外需。这是否更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呢？是否具有更高的投资收益率呢？

应当从学理上认识到，投资其他基础设施的根本目的是降低商品成本，因为交易费用的节约最终仍然反映为商品成本的降低，商品价格已经反映交易费用因素。但由于很多其他基础设施已经超前过剩，因而已经丧失了降低交易费用进而降低商品成本的作用。反之，住房、医疗、养老、教育等方面基础设施在现阶段是不同程度稀缺的，因此其投资可以显著降低商品成本。

换言之，政府现在应该像以前投资交通等其他基础设施一样主导和引导投资解决“四座大山”消费问题。这类投资不再是低效率的纯粹社会福利项目，而是新的经济发展阶段最需要的新型高效率基础设施，降低这些新型基础设施的供给价格，尤其是降低与劳动力边际成本相关度最高的住房价格，将直接遏制劳动力名义工资和土地名义价格的无意义上涨，代之以实际工资的上涨和土地价格去泡沫化，从而促进真实消费支出增长、实体经济利润率上升、国际竞争力回升、经济可持续健康增长。

中国进入流动性陷阱状态的直接诱因在于，贫富悬殊拉大、全社会边际储蓄倾向递增和实体经济投资利润率低于金融投资利润率，这些弊端已经形成惯性和刚性，不可能由市场机制完成调节，必须靠政府以巨大的勇气进行硬碰硬的改革，否则就不会有西方国家战后的福利社会道路了。现在的西方债务危机是福利社会道路走到极端的反映，并不代表开始阶段政府不应该进行适度调节。

当务之急，中国房地产政策和财税金融政策改革必须着力调节贫富差距，压低全社会边际储蓄倾向，提高实体经济利润率，降低金融投机利润率。具体应该实施差异化财税政策，征收房产税、遗产税、大额储蓄税、金融投资利得税、进口奢侈消费税等，遏制影子银行，一方面改变土地财政痼疾，一方面遏制富人过度储蓄、投机、食利、消费进口奢侈品等不利于经济发展问题，降低富人炒房、炒金融商品、炒稀缺商品、放高利贷等金融投机活动利润率，同时对新增固定资产、原材料、劳动力投资和风险创业投资进行减免税，提高富人进行实体经济投资的利润率，从而引导富人将剩余资本更多用于实体经济投资，以便激活实体经济循环，克服流动性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