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本,以中国独特的要素禀赋结构,年均增长8%甚至更多的低成本经济奇迹时期再延长20年甚至更长都是可能的,然而由于劳动力和土地要素比较优势非正常严重削弱,中国出现了产业流失浪潮,致使例如耐克、阿迪达斯等生产商纷纷离去。而致命的是,我们把原本只应该针对沿海区域的“转型升级”要求不分青红皂白地扩大为囊括全国的国家战略,对产业流失国外采取了放任态度,甚至进行鼓励,而没有从国家战略高度全面引导产业转移中西部,并充分发掘中西部低成本潜力。
中国在加入WTO之后到金融危机之前,低成本经济奇迹达到高峰,反映外向型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出口加工贸易额指标在2002—2007年期间年均增长27.1%,而金融危机之后的正常年份2011年仅增长12.9%,2012年仅增长3.3%,再考虑金融危机后人民币快速升值和国内生产成本大幅上升因素,可以判断出口型劳动密集型产业在金融危机之后大量流失,与经济增长率从2007年14.6%降至2012年的7.8%正相关。
如果从思想上寻找经济过度下滑和预测过度乐观的根源,还在于线性片面固化思维方式对政府和学界的影响,以致历史总是不断重蹈覆辙。
所谓线性思维,是指对事物发展进程作简单直线化理解,否认事物发展进程的不规则性和突变性。例如把经济发展阶段简单归结为非此即彼、机械更替的产业升级过程,不重视经济发展过程的逆转、分叉、回旋、崩溃、爆发等非线性发展可能性。对房地产等资产价格非正常上涨,则认为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
所谓片面思维,是指在事物部分表面现象基础上简单经验归纳一般特征,并抽象为概念,然后概括概念间因果逻辑关系,甚至在主观假设简化条件下构建规律性模型,然后就用于机械解释整体事物,不注重对事物的全面性和表象差异之后根源的追寻。比如看到部分区域部分时期出现劳动力短缺现象,立即就简单归纳为国家整体丧失低成本优势,认定国民经济只能立即整体转型升级,传统优势产业可以放弃甚至需要赶紧转移出去以便重新开辟新经济增长点,不再关注短缺现象在各个时期内的差异并追寻其根源。
所谓固化思维,是指将线性片面思维所得的认识结果教条化,并以之机械指导实践。例如,将关于国民经济发展阶段和趋势的线性片面认识固化为理论教条,并要求公共政策与之相适应,导致发达区域产业政策“腾笼换鸟”、落后区域产业政策“挑肥拣瘦”、经济增长财政增收依靠政府投资、房地产泡沫等错误经济政策的泛滥,结果往往是经济模式格局打破却难以升级,“高不成低不就” 。
实际上,强调提高投资率促进经济起飞的“罗斯托发展阶段论”、强调农村剩余劳动力转化的“刘易斯二元结构论”、强调农业基础作用的“费景汉-拉尼斯模型”,强调人均产值水平与发展阶段对应关系的钱纳里工业化理论等其实都是不同程度的线性发展理论,而强调资本积累作用的“哈罗德-多马模型”、强调外生技术进步作用的“索洛模型”、强调内生技术进步作用的“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等都是不同程度地强调个别要素或局部方面作用的片面发展理论。如果一国学界政界不能根据具体国情批判地利用和综合发展这些客观都具有一定程度合理性的理论,而只做教条式的个别信仰或简单相加,就会形成线性片面固化思维方式,其结果必然导致低效率甚至负效率经济政策。
在低成本丧失危机之中,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等都与当前的中国大陆一样,在线性片面固化思维方式指导下,视劳动密集型产业为可放弃低端产业,片面追求转型升级,对产业流失采取放任态度,而不是尽量挽留,致使传统优势产业短期之内迅速衰减。以与中国最具可比性的日本为例,1985年日本纺织品和服装出口额为14960亿日元,而1990年即下降到10420亿日元。同时,由于转型升级短期之内无法实现,因此就实行财政金融宽松政策,企图靠高投资维持高增长,把资产泡沫当作繁荣景气,例如1985—1990年,全日本的商业用地价格上涨约1倍,住宅用地价格上涨约60%,但日本政府却作壁上观。
这些错误政策使大量超发货币被用于低效投资或流入金融投机领域,政府、大企业和金融机构结为错综复杂的利益集团,国民经济生产成本加速上涨,国内实体经济利润率过快下降,出口增长率持续下滑,金融投机日益猖獗,迅速进入流动性陷阱状态。
在低成本经济奇迹时期积累财富更多并且政策失误更多的日本陷入流动性陷阱更深,泡沫经济膨胀更快更大,最终更早破灭,之后的衰退时间也更长,这就是日本经济失落20年的根源。韩国积累财富相对较少,同时因为日本的教训,进入流动性陷阱之后的经济政策相对日本也较为合理,因此泡沫经济发展速度较慢,程度也不及日本,直到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才导致泡沫经济破灭,而随后的复苏也比日本要快很多,仅两年左右就基本走出危机。
总而言之,中国已进入低成本优势和后发优势衰减、后发劣势凸显时期,如果线性片面固化思维方式的“急功近利”式的经济政策不改革,中国在未来20年维持8%左右经济增长率的可能性不大。如果强行依靠泡沫经济获得高增长,则日本式的泡沫破灭和长期衰退就可能出现。但与日韩不同之处是中国经济的泡沫将更加坚固耐久,原因仍然是中国的低成本比较优势比日本韩国更强以致经济回旋空间更大、抗压能力更强。
实际上,从2012年6月的“中国在未来20年仍可能保持8%的高速增长” 到2013年10月的“从2008年往后20年维持8%左右增长”,投资拉动派已经在事实面前主动进行了论点调整,等于承认前期预测已经失败。
为什么投资拉动派在现阶段会预测失败,而在1994年却能够成功预测之后20年维持8%增长呢?
因为1994年进行了外贸体制改革、大幅下调人民币汇率、通过《中国人民银行法》禁止政府向央行透支等重大改革,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明显从货币超发扩大投资型转向出口导向型,导致当年贸易余额即从1993年的逆差122.2亿美元暴涨至顺差53.91亿美元。作为发展经济学家,投资拉动派能够预测中国低成本经济奇迹延长20年是完全可能的。但如今时过境迁,中国的要素禀赋结构已经发生了重大变迁,而政策失误造成恶化加速,当然就无法实现投资拉动派“刻舟求剑” 式的过度乐观预测了。
作者黄人天,本名黄伟,75年生,50人独立经济学家论坛副秘书长,原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新财富时间栏目副总编辑。2011年出版《富国阳谋》提出主张产业协同发展的相对全面经济学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