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是中国近代史最重要的转折点之一，更是张学良漫长一生中最重要的“抉择时刻”之一。在新近热播的电视剧《少帅》中，同样选择此事件作为引子来牵出“少帅”的故事。既然论及“九一八事变”，那么自然牵扯到“不抵抗主义”。导演张黎曾如此评论：“现在还在争，‘不抵抗’应该怪蒋介石还是张学良，其实谁也不怪，只怪当时国力太弱。”除了国力孱弱外，“九一八事变”爆发以及日军随后大规模军事行动确有其意外性。晚年张学良曾表示：“当时我没想到日军会那么蛮干，我以为他们绝不会这样做。”客观来说，此辩解并非纯为卸责。事变之初，除张学良外，南京方面同样并未料到日本关东军之后的举动。事实上，关东军的“暴走”甚至也出乎苏联等国际方面的预料。
电视剧《少帅》开篇就以“九一八事变”拉开了全剧序幕
事变爆发前，张学良率东北军主力入关驻留华北，亲自坐镇北平。因此东北事态只能通过电报来遥控指挥。其间，大部分电报原稿多年前已整理出版，见于《辽宁省档案馆珍藏张学良档案》，从中或能窥得当时“少帅”决策之经过。
1931年9月6日即事变前夕，由于此前“万宝山事件”引发的一系列冲突，张学良刚电令时任辽宁省主席臧式毅：“现在日方对我外交渐趋积极，应付一切，极宜力求稳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须万方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希迅即密电各属，切实注意为要。”此命令无疑为当时奉军对日行动定下了基调。十余天后即“九一八事变”爆发，在前方未明的情况下，采取所谓“不抵抗主义”态度已有先兆，也非毫无端倪。
9月18日当天深夜，日军开始进攻后，东北军第621团团长何立中立即向第7旅旅长王以哲报告，后者又向时任东北边防公署参谋长荣臻请示。荣臻随即命令部队不要抵抗。19日凌晨，荣臻与辽宁省主席臧式毅一起向张学良电告日军进攻经过并称有传闻关东军司令部正从旅顺移往奉天。
根据《辽宁省档案馆珍藏张学良档案》所收录的电报，9月19日张学良在致张作相等人的电报中明确写道：“日兵至昨晚十时，开始向我北大营驻军施行攻击，我军抱不抵抗主义。”在这份长电报结尾处，张学良仍不忘关照：“对此事切持镇定，以免另生事故于事无益。”另据《北平晨报》载，9月21日晚张学良在会见中外记者时亦表示：“当余闻及日军在东北将有某种行动时，余即命令中国军警收军器于兵库，取不抵抗主义。”
事变之后，日军虽然兵不血刃地迅速侵占东北大片地区，但整个局势至1931年底尚存改观可能。当时关内仍有东北军主力十余万人之众，黑龙江马占山近万人的部队仍在活跃。在日本政府内部，关于事变到底应该如何收场，始终未有定论。即便是在“无视东京指令”的关东军内部，也存有较大分歧。11月底，“九一八事变”主谋之一石原莞尔甚至不得不承认：凭借关东军当时的军力难以攻取东北军在关外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反攻据点——锦州，因此撤军在所难免。时任日本陆军参谋总长金谷范三曾要求关东军不得继续在锦州方面采取军事行动，严令其“不得再有丝毫违反之行动。”倘若在锦州前线遭遇坚决的抵抗，就很可能导致关东军彻底丧失行动的“合法性”，使其在东北地区的整个战事难以继续。然而，1932年1月初张学良弃守锦州，事态随之急转直下，最终不可挽回。
顺便一提，与处理“九一八事件”类似，《少帅》同样未描写之前“中东路事变”的详细经过。依照电视剧中的叙述，年轻气盛的张学良之所以敢于挑战苏联，似乎完全是受了蒋介石的怂恿。然而，这次颇为莽撞的军事冒险更多是张学良坚持己见的结果。目睹苏联势力在东北的衰退后，张学良错误地认为莫斯科已没有决心和能力维护其远东利益。1929年中东路事件前夕，与张学良私交颇深的顾维钧以及外籍顾问端纳就曾多次劝“少帅”三思。但此时坐拥东北乃至华北大部的“全国海陆军副司令”意气风发，自然完全听不进此类劝告，而是希望通过对苏俄的强硬态度来获得全国性威望。而“中东路事件”中奉军的惨败经历或也间接影响了张学良在“九一八事变”后的政治决断——从激进冒险倒向消极退守。从此意义上来说，“中东路事件”与“九一八事变”之间有着密切的因果关联，绝非是可以一笔带过乃至可有可无的历史事件。
日军侵占东北后，出于同乡情绪，相当多原东北籍军人都倾向于把张学良视为“英明的少帅”；而普罗大众则因其极具戏剧性的跌宕人生而萌生兴趣，进而津津乐道于各种野史八卦。或许是因为各式各样众所周知的原因，电视剧《少帅》有意无意间模糊乃至忽略了相当多青年张学良所经历的关键事件以及那些改写了中国近代史进程的重大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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