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对复制硅谷的反思

1980年代个人电脑兴起，随着资通讯(ICT)产业起飞，硅谷(台湾译作矽谷)变成了点石成金的应许之地，北加州从斯坦福大学到圣何塞(San Jose)一带绵延20公里的区块成为全球资讯产业的重镇。太平洋的这一端，台湾也在同一时间搭上了这股热潮，通过产、官、学、研四根重要柱子交互运作技术转移，对接硅谷，在科学园区内创造了许多经济奇迹，例如全球半导体业龙头台积电(TSMC)的诞生。那是一个全球科技大厂都要到台湾设分公司的年代。

然而，曾几何时，台湾的产业发展在全球化过程中出现了停滞。产业发展目标从1990年代喊出打造亚洲营运中心、到2000年的绿色硅岛、再到2002年的两兆双星(指面板与DRAM产业)，最后均无具体成效，喊的震天嘎响的两兆双星，似乎也成了两道流星划过天际。到今天，台湾新政府推出“亚洲硅谷”政策，从名字来看似乎想重振过去与硅谷对接的时光，但在仓促推出后却立刻被台湾新创圈(startup community)大力抵制。

为什么拥有多数⺠意的政府推出的产业政策会受到强烈的反抗?答案很简单：因为官方还在用过去的思维来面对明日的挑战。

硅谷不能被复制、更不能用“盖”的

“亚洲硅谷”打算在台湾北部桃园市圈出3.8公顷的地，准备盖楼招商引资。这有什么问题呢?首先，从命名来看，官方完全不了解“硅谷”的含义。

硅谷是从“人”身上长出来的，美国当年因为许多大公司倒闭、实验室关闭，释出了大量的人才，他们无限的创造力不再被束缚，因此奠定了硅谷的文化和精神。在硅谷，九成以上的创业项目不成功，拥抱失败的精神要比台面上的光环更重要。

那台湾官方为何会认为盖一座新的园区，就可以创造出“亚洲硅谷”?台湾的自然资源有限，同时缺乏矿产和石油，过去的经济奇迹，是靠著一个又一个的加工出口区、工业区、科技园区所创造的，从土地、租稅优惠、到产业群聚效应，园区战略似乎已成为台湾产业发展的必胜秘方。

但硅谷的资金、市场、技术、人才，以及拥抱失败与鼓励创新的文化精神，绝对不是在台湾喊一个“亚洲硅谷”口号就能复制的，如果继续陷入园区思维，“亚洲硅谷”最后恐将变成“亚洲蚊子馆”(蚊子馆指的是闲置的公共建设)。

而且更深一层的问题是，口号背后的内涵不足。“亚洲硅谷”预计招商什么样的企业?吸引别人的诱因是什么?定位在哪里?这些问题在台湾当前的计划中都还看不到。在8月18日刚出炉的台湾行政院总预算书中，“亚洲硅谷”的预算为新台币112亿元(约人民币23亿元)，占台湾整体创新产业预算的近四分之一，如此庞大的预算规模不知道要盖出几栋楼。

在“亚洲硅谷”计划中，其中一项目标是打造“亚洲⻘年创新IPO中心”，这更是一个与现实脱节(disconnect)的呓语。 台湾资本市场的筹资不活络，行业仍以传统产业、建设、金融，硬件为主，本益比又相对偏低，在亚洲区域里，台湾称不上是一个筹资标的市场。而就新创事业来说，台湾创柜板的筹资能量低落，筹资金额只有新台币2亿多元(约人民币4200万元)，与新加坡凯利板2592亿元台币(约人民币545亿元)和深圳创业板达人民币5.59万亿元相比，台湾能量明显是不足的。新创公司的筹资是市场导向的，市场在哪，钱就在哪，“亚洲硅谷”预定地在桃园，并非金融中心也没有配套法规，对外资和创业家明显不具吸引力。

想要解决产业问题，不是成立更多空间，而是要思考整体发展策略。台湾要如何从硬件走向数字化整合，以互联网+(Internet Plus) 和物联网 (IoT)作为基底，结合台湾的硬件优势，才有可能突破困境。另外，台湾应该要推动更多的合并收购，通过大企业母鸡带小鸡，让新创事业的产品服务能被大企业所用，进一步被带到大市场去，会比筹资单打独斗好更多。

还有，人才的存在，比提供招商租税优惠更有长远的意义，这是官方必须认清的事实。目前台湾人才严重外流、外籍人才聘雇又受限于僵化的法规，要如何吸引人才回流，同时鼓励外国新创公司来台发展，这才是真正能“长出硅谷”的政策。

我刚从以色列参访回来，以色列的经验也让我看到人才对新创发展的重要性。

参访以色列的启示

在这个人口只有800万的地方，天然资源匮乏，四周强敌环伺，但仍以科技新创立国，在美国纳斯达克(Nasdaq) 有超过50家公开上市的公司，总市值超过千亿美元，以色列是如何做到的?过去阅读书籍《Start-up Nation》曾对以色列的成功经验有深入的描述，但这次我深入参访的经验更是为之震撼。

首先，以色列政府不只花钱协助新创产业，是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口上。

以色列只有19个新创加速器，而且每一个加速器有清楚的战略目标，从水资源到绿能、互联网、金融科技等，分工相当清楚。每个加速器由国家提供85%的资金，也引进外界投资。我所参访的水资源加速器Aqurius Spectrum，就有李嘉诚的Hutchison(和记黄埔)派驻在当地的投资经理人。

至于台湾，全台有160个以上的育成中心(即孵化器)与加速器，使用率低于20%。这些单位分散在各个大学、政府的官方及半官方单位，彼此各自为政，因为官方提供齐头式平等的补助政策，导致台湾各个部会从行政院到客家委员会，每个单位都在成立育成中心。

而在法规上，以色列也鼓励新创投资。以色列设有《天使投资法》 (Angel Law)，投资新创事业可以享有5%～16%的减税优惠。另外，国外创投若投资以色列新创项目，可以不用被计算资本利得(capital gain)，这也让国际资金对投资以色列大感兴趣。此外，以色列在1985年设立的国家型创投Yozma，由国家出资邀请国际创投参与以色列投资，至今已经有超过200家的创投参与，硅谷著名创投基金如 Greylock Venture、 Polaris Partners以及Accel Partners都透过这个计划投资以色列。

以色列发展新创事业更关键的要素是培育人才。以色列人才的培养从家庭开始，面对犹太⺠族在历史上被迫害，他们深知，只有靠知识才能走出困境，从小就重视教育，数学、法律、逻辑、辩论、修辞学、科学到语言等学科在犹太教育中无一不被重视。

此外，以色列更无时无刻都在推动创新人才的培养。在这个全⺠皆兵的国度中，军事训练是必须的，两年的军事训练着重在领导统御、软件开发、农业、医疗、生物科技，通过创新文化来超越自我的限制。在这次参访中，不少人都分別向我提到军队的专业训练，例如8200部队就是以色列新创公司的摇篮，这个部队训练情报人才，对于大数据分析，资讯安全有深入的训练。另外一个Talpiot 部队更是一个菁英中的菁英单位，从育才、选才、到赋予任务都是相当严谨，就如同美国的⻄点军校，毕业于Talpiot的军官曾先后创办了纳斯达克上市公司，研发了武器、创办了医院、学校等等。

若要总结以色列凭什么在新创发展上胜出?答案是投注资源在影响国家未来发展的关键项目，尊重专业，还有吸引人才、培育人才。

这次“亚洲硅谷”政策之所以会在台湾引起那么大的讨论，是因为台湾执政者近年来最大的盲点在于对未来没有想像力以及想复制过去的成功模式，因为抱着输不起的心态，所以不敢有突破。但事实上，台湾更需要的是拋弃成功模式、还有不怕输的精神。

这不是政党轮替就能解决的问题，只有让上位者的思维改变，才有办法真正踏出创新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