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深圳地铁设商务舱站不住脚
作者:廖保平
深圳地铁将十分紧缺的公共物品按市场来分配,表面上看,是给乘客自由选择,其实已经偏离了地铁的公益性。
日前,有网友在深圳论坛里吐槽称,深圳地铁11号线开通运营后,商务舱和普通舱出现了“寥寥数人与摩肩接踵”的冰火两重天情况。帖文引起了网友围观及热议。
开通不到一个月的深圳地铁11号线,设置了两种票价,一种普通舱,一种商务舱,商务舱是普通舱的三倍,导致每趟车两种车厢乘客出现天壤之别,遭市民吐槽确在情理之中。
这种设置不止会遭到吐槽,在我看来,应该取消。因为深圳地铁是国企,拿着政府的财政补贴,具有公益性,是一种公共性质的物品或服务,对这种物品或服务的分配,不可能完全市场化,甚至一定程度的市场化也要接受公平的拷问。
西方学者罗尔斯在其所著的《正义论》中提出,公共性质物品或服务的分配要按照正义要求,遵循机会平等和差别原则,即每个人能平等地获得公益性服务或物品方为公平;对于社会成员中处于不利地位、处境者,还要适用差别原则,即公共性质物品或服务,应该向最不利者倾斜方为公正,比如向老弱病残孕倾斜,必要时候提供特殊对待,比如设立简便的母婴车厢等。
在这样的原则之下,一个人即便处境最不利,他仍然不会被社会所抛弃,哪怕在最稀缺的公共物品分配上,也有他的一份。如斯,社会每一个成员都有可以免于恐惧、匮乏的自由,大抵可谓公平公正矣。
然而,深圳地铁将十分紧缺的公共物品按市场来分配,高价者得,表面上看,是给乘客自由选择,花更多的钱买更好的服务,貌似没有什么不对,其实已经偏离了地铁的公益性。如果说,地铁的供给十分充裕,在保证了市民基本出行的前提下,实行等级式的供给,尚可以理解,在市民完全刚性出行,地铁日日爆满的情况下,就采取市场化的办法,背离地铁的公益性,是地铁公司太过赤裸裸的利益至上行为,在施行之前,有没有举行听证?相关管理部门是否过问?无论如何,不能任由公共资源被扭曲利用。
建造地铁确实花费不菲,但地铁可能是所有城市交通工具中最准时高效的,在城市交通运输中承担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而且地铁对一个城市的价值早已溢出交通工具的作用,它能提升一个城市的形象;能改变市民的生活方式和生活质量;城市地铁还是一条“黄金通道”,地铁修到哪里,就能带动这个地方的房地产、商业、娱乐、餐饮等等,其对城市经济的贡献有目共睹;地铁向郊区延伸,可以形成市区居住空间的挤出效应,减轻市中心居住压力;甚至说它具有国防战略意义也不假。
所以,地铁不应该追求短期的经济效益,即便是像北京市考虑地铁的运行成本,曾对地铁进行调价,也充分考虑了市民的承受能力,将优先发展公共交通这一政策稳定下来,不可能走完全市场化之路。
即便地铁公司要弥补运行中的成本,也有很多办法,可以是沿线地产商补贴,可以承接广告,可以冠名等等。只要多在这方面想办法,总是有机会的,唯独不该把眼光老盯在市民的腰包上,这是最低级的做法,在道理上也站不住脚。
长江日报:地铁“商务舱”不合时宜
作者:何勇海
当有限的公共交通资源,无法满足公共出行的需求之时,保障群众的最基本出行需求,就应成为优先之选;私人化的一些需求(比如乘坐的舒适性)就必然要受到一定限制。
刚开通一月不到的深圳地铁11号线,设计了两种票价,一种普通舱,一种商务舱,商务舱价格是普通舱的三倍,导致每趟车两种不同价格的车厢,乘客出现天壤之别:一个空空如也,寥寥数人;一个车厢爆满,摩肩接踵。(7月22日中国新闻网)
早在2012年深圳地铁提出,将根据不同消费层次,设置VIP头等车厢时,便引来大量质疑。现在看来,深圳地铁不为所动,只不过换成了“商务舱”的称呼。地铁设商务舱,真的适合吗?
一方面,地铁本身是城市公共交通工具,是公共资源,恐怕还享受着财政补贴而具有公益性质,不宜以特权或贫富为标准划分区域,提供差异化服务。
有人或曰:飞机、高铁也是公共交通工具,怎么可设商务座?与飞机、高铁不一样,地铁更是一个公共性服务平台,是绝大多数普通市民每日出行必不可少的工具。比如在深圳,地铁已成为继普通公交以外,市民选择的第二大出行方式,恐怕不能在这个公共性服务平台上,制造人为的等级制度和贫富差距。一位网友问得好:如果今天地铁可以设商务舱,明天公交车是否也可以设“商务座”?
另一方面,在运能还远远不能满足公众需求之下,设商务舱提供差异化服务,恐怕是本末倒置、主次不分。目前,我国城市地铁普遍面临大客流的冲击,运力都很紧张,“沙丁鱼罐头”式的人贴人的车厢,已经很难满足公众基本的出行需求,哪怕是深圳也不能例外。在如此现实下,首先当然是履行好公共交通的职责,而不是搞差异化服务和收费。
据说,深圳地铁设商务舱是取经于香港。香港的地铁建设,到今天已经有差不多50年历史,是全世界不依靠政府补贴经费运行轨道交通的少数几个城市之一,具有一套高效快速的轨道交通系统,市民出行便捷。而内地的轨道交通,又发展了几年?覆盖率又是多少?
如今,道路越来越堵,地铁越来越挤,城市的高速发展使交通设施不堪重负。当有限的公共交通资源,无法满足公共出行的需求之时,保障群众的最基本出行需求,就应成为优先之选;私人化的一些需求(比如乘坐的舒适性)就必然要受到一定限制。